Author: siji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BBC,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said he feared there would be more deaths unless Beijing changed its policies towards Tibet, which it has ruled since invading in 1950.

—-from BBC news

拿信徒的生命当政治筹码？

转载自http://gylsjly666768.blog.hexun.com/17501016_d.html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他认为生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岁 月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严格地说，进化论至今都只是一种假说，当年达尔文希 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 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 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也正是因为信仰，才把它当成真理介绍给学术界 和公众，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们当成了真 理。
然而，严谨的学者清楚：接受的人多并不能把一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严密 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笔者多年来热衷于进化论的研 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强烈地维护着它的尊严。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实，严谨的思 考使我看到了进化论的错误所在。在此，笔者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把进化论的问题 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公诸于世。希望改变这一百多年来，进化论者代替公众在思 考、甚至代替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在决定真理这样一个局面。在事实面前，在严谨的 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机会留给每一个人。
*一、暴露的问题被掩盖了*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 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然而，这个惊人的发现 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 了。当盛行的理论受到冲击时，人们总是不愿意怀疑自 己的信仰，即便事实也要怀疑或者不愿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 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 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一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改成了 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 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一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一个 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 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 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好像一些人总在维护着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经验否定事 实。少数人的权威言论，代替了公众的思考。权威们造成的科学舆论，成了先入为 主的思维框框，公众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无条件接受权威的观点－－科学在这 里成了一种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些进化论学者开始反戈一击，他 们根据事实对进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但 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一个探求真理的人。
*二、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来 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_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_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 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 学来论证进化，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 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 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 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_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_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 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 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像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 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 “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 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 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 (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 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 现的象鱼一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 “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 构特徵，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 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这么 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 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 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 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毫无道理。
_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 _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在 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 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 20 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 “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发掘出的化 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 “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 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 “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 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 “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 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 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 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 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 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 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 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 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 何变化，也不变了。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尔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 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但不能解释为什么 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现代进化论在理论上的致命错误 *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 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 DNA 分子正是这样。而进化论却相 反：各个学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像地揭示原因：“布林顿(D. G.Brinton) 1890年的 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徵；博克?L. Bolk)1926 年的 研究宣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为 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因为他们在为一种错误的信仰找根据，而不 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的也正是进化论的问题。
再从一般的角度讲，如果一个理论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与某些已被验 证的定理矛盾，科学的严谨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几点致命问题，足以否 定进化论了：
_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_
现代进化论从基因水平解释进化，这是达尔文时代无法想象的。基因不发生根本的 改变，一切表面的变化对进化都没有意义。也就是说，进化必须以基因进化为基 础。现代进化论用基因随机突变假说解释进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学 公式和模型普遍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今天，进化论者从来没有提出公式，计算基因 突变机制实现进化的机率，因为任何一个合理的公式都会否定进化。
许多学者从概率上证明了现代进化论的错误，贝希?Behe M. J.)的《达尔文的黑匣 子》 (Darwins Black Box) 一书，多处从生命结构的复杂精密性否定了进化的可能。
这里提出一个宽松的公式，根据突变机率计算进化产生新物种的概率：
　　 P ＝（ M · C · L · B · S ）^ N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物种的某个体发生了突变（机率只有 10 的负3次方，以下简 为10^－3），并且突变后的基因与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层次的产物上可以相容（宽 松估计 10^－2 ），而且在生存竞争中该个体能够存活，有繁殖的机会（10^－ 1），而且突变恰好有纵向进化的意义（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现，权且估计为 10^ －3〕而且突变基因在种群中不被丢失、稳定、扩大，一旦丢失就又得重来（宽松 的估计为 10^－2 ）；因为新物种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现，假设要 10 个 （幂指数 N ＝10 ，实际物种间绝对没有这么小的基因差异）那么进化出一个新物 种的概率
P ＝（ 10^－3 】10^－2 】10^－1 × 10^－3 × 10^－2）^ 10??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种群个体数为 1000，相应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极为宽松的计 算也需要 10^106 年。目前科学认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总数只有10^70个，宇宙 年龄只有200亿(2×10^10)年，进化一个新物种的时间，是宇宙的年龄的自乘10 次，足见进化是绝不可能的。
_无数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 _ 达尔文把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比如狗可以培养出许多 品种，那么猴子也能这样进化成人。这种推测本身就大有问题。实践的结果都在否 定达尔文的这个猜想。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 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
_现代进化论对于进化的速度问题，理论和事实自相矛盾 _ 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在纵向上、整体上看，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越来越慢，突变个 体的自然存活能力越来越低，那么进化速度就应该越来越慢；而进化论领域公认： 在地质历史上，纵向上看，新生物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呈现明显的加速进化趋势。
_“进化时间表”掩盖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周期性灾变的历史 _ 生物进化时间表是按进化论编成的，本身错误很多，如鸟类出现的时间是根据造假 的始祖鸟来的。随着后来化石出土得越来越多，大量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不断出 现，但是因为这些发现不可理解就给压制住了。
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得到的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了。考古学 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学禁区》 (Forbien Archeolgy)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那是几万、 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
考古学家朱伊特(Y. Druet)在法国的一块石灰岩层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 管，岩层的年龄为500万年。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人的12个脚印 化石。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足见其 年代的古老。锤头含有96.6%的铁， 0.74%的硫， 2.6%的氯，这是一种现在都不可 能造出来的合金。
最远可追溯到的28亿年前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其结 构也比今天还先进。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2万年前的古 代神庙显然是地球人的建筑，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而 发现的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一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 Science杂志98年（282卷 1453 ～ 1459 ）刊登了一系列考古发现： 1.5万年前的 人像， 2.3万年前的人像、 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雕刻的马， 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蒙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 些间隔久远古迹的，不正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事实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也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出生－－发展－－灭亡”。
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实际对进化论反戈一击。化石不是一般条件下能 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 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 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经过发展繁荣，再 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 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 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 的草原，极短时间内发生了毁灭性的灾难。哈普古德(CharlesH. Hapgood)认为： 极短的时间内，大陆板块发生了几千英里的移动，把西伯利亚带到了今天的位置。 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大灾变的原因。
哈普古德教授发现了费纳乌斯 (Oronteus Finaeus)在 1532年根据史料绘制的世界 地图，它显示了冰层以下的南极洲，当把它与现代测到的南极洲冰层以下的面貌叠 在一起的时候，惊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还发现了 1513年皮 瑞·雷斯?A. Piri Reis) 综合史料绘制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图及南极洲地图， 精确到半个经度，这比人类能够在海上确定位置早 250年。显然，这是上一期人类 文明的遗迹。而且，那个文明时期，南极洲没有冰雪覆盖。
_人类忘记了过去 _ 至此，谁还要维护进化论的信仰呢？其实现在，很多理智的科学家也承认进化论是 一个不能证明的信仰，因为没有新理论，所以只能用它，而反对它就会弄得身败名 裂，这样引火烧身的例子也不少。许多科学家为进化论奋斗几十年，越研究越发现 进化的飘渺，有人象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最终醒悟，去宗教中寻找答案。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 Denton）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坦白 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 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 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 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 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 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 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 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 了人类道德的滑坡。
人们一心进化自己，一面放纵地发展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 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 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 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变、利欲膨胀、两极分化、怪病丛生、无休止的竞争、 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 …
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地发展私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 必须破除进化论的迷信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
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残迹，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记得柏拉 图时代留下的传说：发达的亚特兰帝斯文明葬身海底。
迄今可见的史前人类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古城帝华纳科 (Tiahuaracu)、秘鲁萨克塞华曼（Sacsayhuaman) 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这些 巨石建筑体现了一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他们留下的遥远 的传说，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为什么在文明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一致？今天的人 们却忘记了古人的启示，甚至凭借进化论自居，认为古人愚昧。
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着东方，那时的人，没有忘记给雕像刻上眼泪。
（注：网上文章，仅供参考。像是宗教派文章。）

两记大炮打得米兰大叔们老泪纵横～

俺们熬着夜饥寒交迫地看球真爽大了，冻都冻得有快感。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ruth be to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Ð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Ð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二　最温馨的城市

在我看来，厦门，也许是中国最温馨的城市。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策划编辑出版了“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其中厦门一篇就是我写的，而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温馨的城市：厦门》。此说一出，便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厦门有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说许多人都在传阅这篇文章，或在传讲这个说法。后来我也发现不少人在这么说，可见这或许是多数人的共识。

的确，凡是到过厦门的人，差不多都会认同这个城市是一座“海上花园”的说法；而来到厦门的外地人，差不多都能体验到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感。（图三十四）事实上，所谓“海上花园”或“风景港口”，其涵义并不仅仅只限于自然风光。厦门的自然风光无疑是美丽的。但厦门之所以美丽可人，恐怕还在于她很小、很安静、很清洁、很温馨。旧城小巧，新区精致，有着南方沿海城市特色的街道和建筑，都收拾得非常干净漂亮。地方就那么大，上哪儿都不远，商店什么的安排得都很紧凑，没有北方某些大城市难免的“大而无当”，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城里人就那么多，看上去彼此就像街坊邻居似的，打起交道来也就随和。况且，厦门人的性格，总体上说是比较温和；厦门人的作风，总体上说也比较文明。到厦门的商店购物，基本上不必考虑“照顾”营业员的情绪或者顾忌要看他们的脸色，哪怕你是去退货。我们在厦门一百家电退过两次货；因此与营业员相识。以后再去她们柜台，还会过来打打招呼。在内地一些城市时有所见的那些现象，比如两军对峙破口大骂，或者成群结伙地在街头打群架、发酒疯等等，在厦门街上也不易看到。倒是常常可见少男少女们声音低低的在街头没完没了地打磁卡电话，女的娇声嗲气，男的粘粘乎乎。公共汽车来了，大家平静而有秩序地前后门上中门下，上了车也不抢座位。既不会像前些年在武汉那样，小伙子吊在车门上随车走，门一开就把老人小孩挤下去；也不用像在上海那样，必须分门别类地排好“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来当纠察队员。

说起来，闽南人的性格原本是比较豪爽的。难得的是厦门人在豪爽的同时还有温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厦门市民开始觉得大声吆喝不太文明，也觉得不该给这个城市制造噪音。因此他们学会了小声说话，也较早地在岛内禁止鸣笛。所以厦门岛内总体上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在鼓浪屿。白天，走在鼓浪屿那些曲曲弯弯、高低起伏的小路上时，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有时则能听到如鼓的涛声。人夜，更是阒然无声万籁俱静，惟有优美的钢琴声，从一些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小楼里流溢而出，在小岛的上空飘荡，使你宛若置身于海上仙山。

有此温馨美丽的并非只有鼓浪一屿，而是厦门全岛。如果说，鼓浪屿是厦门岛外的一座海上花园，那么，这样的花园就散落在厦门岛内各处。漫步厦门街头（新开发尚未建成的街区除外），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某些类似于公园的景观：茂密的林木，裸露的山石，可以抬级而上的台阶。住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鸟儿的歌唱，闻到窗外清风送来的植物的味道。而那些住在海边的人家则有另一种享受：随便什么时候推开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大海。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如此福份。但，即便在自己家里看不到大海、听不到鸟鸣，也没什么要紧，因为你还可以出去走走。厦门可以休闲的地方之多，是国内许多城市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秋冬之际，黄河南北冰雪覆盖，长江两岸寒风瑟瑟时，厦门市民却可以穿着薄薄两件休闲服，从厦门大学凌云楼出发，翻过一座小山，不几步便进入万石山植物园，然后便可在浓荫之下绿茵之上，尽情地享受暖风和阳。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沿环岛路直奔黄盾、曾靥埯海滩，看潮涨云飞，帆逝船来，在金色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玩累了，带去的食品也吃完了，那么，花上十来块钱，便可以很方便地“打的”回家。我相信，每到这时，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迁入厦门的，你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

厦门，我温馨美丽的家园！

的确，厦门最温馨之处，就在于她像一个家。

一般地说，厦门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睦的。学校里，单位上，师生、同学、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窝里斗”是咱们中国的“特产”，矛盾哪儿都有，但在通常情况下，厦门人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而且也多少有些家庭般的温馨感。

比方说相互之间的称呼，除必须加以头衔的外，一般都称名而不称姓，比如“丽华”、“勇军”什么的，宛如家人。无论老头子，抑或小伙子，都可以这样亲切而自然地呼叫自己的女同事，而毋庸考虑对方是一位小姐，还是一位夫人。反过来也一样。女士小姐们也可以这样呼叫自己的男同事男同学。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即便夫妻之间，也不能这样称呼，而要叫“屋里头的”或“孩子他爹”。同学之间，即便是同性，也要连名带姓一起来，否则自己叫不出口，别人听着也会吓一跳。同事之间，当然更不能只叫名不叫姓，至少要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比如“丽华同志”、“勇军同志”。除此之外，则不是“老张”、“小李”，便是“刘处长”、“王会计” 所以外地人到了厦门，便会对这种“家庭感”印象深刻，并欣然予以认同。我自己便已习惯了厦门人的这种称谓方式，因此如果听到有人连名带姓叫我，弄不好就会吓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种家庭式的人际关系无疑是能给人以温馨感的，而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城市。事实上，厦门人也确实比较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句话说：“北京人的面子在位子，广州人的面子在票子，上海人的面子在裤子，厦门人的面子在房子。”

一个厦门人，哪怕只是在单位上分得一间临时过渡的陋室，也一定要大兴土木，把它装修得温馨可人。所以又有一句话：“广州人把票子吃进肚子里，上海人把票子黏在屁股上，厦门人把票子花在墙壁间。”我虽然没有深入过，但猜想厦门人的家庭生活，一定大多比较温馨，人情味很浓。否则，厦门人为什么那么不愿离家，即便离开了也要千方百计再回来？

恋家并非厦门人的专利，而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难得的是厦门人不但自己恋家，而且还能设身处地地设想别人也是会眷恋家园向往天伦的。于是，逢年过节，家在厦门的学生，便会把自己班上的外地同学请到家里来围炉。如果来的人太多，做父母的还会让出自己的房间。厦门大学的许多老师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个厦门人的话。一个真正的厦门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同学、同事、学生到了“年关”还“无家可归”的。这几乎已成为厦门岛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信大年三十下午你到厦大门前一条街去走走看，保证你只能看到几个僧袍飘逸的“出家人”（南普陀寺在厦大校门旁）。

同样，装修自己的住房，厦门人也并非全国之最。但同样难得的是，厦门人甚至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时，也像在建设自己的家。厦门市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的发展。因为厦门是厦门人民共同的家园，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毁了自己的家。在厦门人大会堂周围，原本打算要建的大楼取消了，留出了大片的绿地让市民休闲。在美丽的环岛路上，笔直的大道常常会拐一个小弯，因为那里有一棵榕树需要保留。（图三十五）大道两旁沿着海岸线，是草坪、花坛和建筑小品，还精心设计了停车的泊位。于是一条原本用于改善交通的道路，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园。

厦门的生活环境也像家庭。在厦门，出门、乘车、购物、打电话，都极其方便，而且车费和电话费也不很高。厦门的公交车数量多、车况好，多数情况下都不挤。如果想“打的”，也花不了很多钱。即便是外地人到了厦门，也不必有“行路难”之虞。因为各个路口，都竖有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路牌，告诉你到某某地方去应该如何行走，而这某某地方也许不过近在咫尺。这说明厦门市的管理者们，其实是很能为自己的市民着想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出门上路，就像在自己家里走动。

厦门的温馨，还得益于她精神文明的建设。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而精神文明，则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厦门的做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实话，办实事，让市民们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当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比如整治交通、整治环境、整治市场）中，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好处时，不用动员，不用号召，他们自己就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和主力军。事实上，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成就，不在市容，而在民心。这就是把精神文明的种种要求变成了人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变成了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在厦门，讲文明，守公德，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在一米线后排队，几乎不用提醒，不用疏导。一个合格的厦门市民，甚至到了外地，也能自觉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如果找不到垃圾箱，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捏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为止。

正是由于厦门市上上下下的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厦门变得更美丽、更温馨、更可爱 这又反过来使得厦门人更爱厦门。于是，厦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有一种自运行功能，而无待于外力的作用。所以，厦门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虽然成就斐然，厦门人却并不累。厦门人在奋斗的同时，活得悠哉乐哉。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更关心的并不是厦门人民和厦门市委市政府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时的那种心态。许多作家（比如福建作家孙绍振）都注意到，厦门人无论是在建设自己的城市，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城市时，态度都十分自在、自如、自然，就像是在装修和打扫自己的小家和住房。这种从容乃至安详无疑来自只有厦门人才有的对自己城市的“家园之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得他们不必依赖于纠察队或罚款员的监督而能自觉保持街道的洁净如洗和车站的秩序井然。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他们像德国人服从内心道德律令一样，不做有损自己城市形象的事情。于是，“厦门是我家，环保靠大家”，在厦门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的确，这种把自己城市当作自己小家来看待的“家园情愫”，也许就是厦门人有别于其他城市（比如福州）人的紧要之处，是厦门最突出的城市社区特征。我们知道，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大约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许多地方都有“惟我家乡独好”的说法。但似乎只有厦门人，才把“惟我厦门独美”的情绪表现得那么随便，那么自然，那么漫不经心，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厦门的美丽是真实的，厦门人的“家园之感”也是真实的。真实，就不必刻意；真实，就没有做作。因此，尽管中国人常常会有谁的家乡更好一类的争论，但面对厦门人，人们往往会打消争论的念头。

更何况，厦门岛在事实上又是多么温馨可人舒适方便 于是，外地人来到厦门，便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久而久之，便会爱上厦门。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外来人口逐年增加，其中既有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引进的人才，也有邻近省份其他地市的外来妹、打工仔。总体上说，厦门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尽管难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也有极个别鸡肠小肚的人会利用职权有意无意地刁难一下，但并不能形成强大的“排外”势力。也许，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包括厦门人在内的闽南人，原本就是“历史移民”。他们是在一千多年前，从中原迁入闽南的。所以，直到现在，闽南话中还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比如把“无”读作“摩”）。显然，如果闽南人也公然排外，便难免“数典忘祖”之嫌。

那么，祖上来自中原大地、有着长途迁徙历史的厦门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温馨家园，并创造了不同于当今中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也许，原因就在于厦门是岛，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三　岛与人

美丽小岛厦门，是祖国母亲的娇女。

厦门位于我国东南海域，是一个三面大陆环抱、一汛碧波荡漾的海湾中的小岛。她很像我们祖国母亲的一个美丽而娇嗲的小女儿，一面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一面伸出两只小脚丫去戏水。与西安、太原、南京、武汉这些大哥大姐相比，厦门的地位和命运有些特别。她既不是洛阳、江陵、苏州、曲阜那样的古都名邑，也不同于深圳等新兴的“明星城市”。她在中国古代史上名不见经传，在近现代史上却榜上有名。1842年，她被列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她既没有像上海那样，充当温顺的“老大”，承担起养家糊口、供养弟妹的责任；也不曾像广州一样，做一个敢于外出冒险、为别的兄弟姐妹一探道路的“老三”。当然，她也决不会有北京那样父母般的权威。她更多地还是像所有那些小女儿一样，娇哄而又乖巧，闲不下也累不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厦门都既不那么寂寞冷清，也不那么非凡出众。五口通商有她，五大特区也有她，但她从来也不是当中最冒尖、最突出的一个。甚至正式被称为“厦门市”，也是1933年的事。那时，上海可早就变成“大上海一啦！是啊，厦门太小 祖国母亲甚至不忍心让她挑起过重的担子，却又从来不曾冷落过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4页。

难怪有人说，厦门是纯情少女，而且似乎还情窦未开。

的确，与北京的风云变幻、上海的沧海桑田、广州的异军突起相比，厦门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虽然充满戏剧性，却奇怪地缺少大波澜。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却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大的震荡。厦门人似乎不需要在思想上转什么大的弯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所有这些突变和沧桑。厦门，就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漫不经心地就度过了“女大十八变”的青春期。

于是，厦门人的文化性格中，便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比方说，厦门人是保守呢，还是开放 便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的确很保守，很封闭。他们消息不灵通，而且似乎也并不想灵通起来。尽管厦门有着相当好的通讯系统和网络，但在特区建设中却并未很好地把信息当作资源来开发和利用。厦门过去不是、现在也仍未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厦门街头的早点小吃，几十年一贯制地只是面线糊、花生汤、沙茶面那么几种，远不如上海和广州丰富，更逞论引进新品种。风行全国的川菜只是靠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厦门，西安饺子宴则终于落荒而逃。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了北方饭店湘菜馆之类，而且和广州相比，生意还不怎么样。

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口味（怕麻辣）问题，事实上许多吃过川菜的厦门人也完全能够予以接受。问题在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尝试一下。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尝试新口味（包括一切新事物），才真正是厦门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厦门大约最早拥有了自己全方位开放的国际机场。这一点直至今天仍为许多省会城市所望尘莫及。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一进厦门，就大受欢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看来，在厦门，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比接受中原文化更便当，这可真是怪事！

又比方说，厦门人是胆大呢，还是胆小 也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常常会给人以“胆小”的印象。“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甚至连那些同在闽南地区的石狮人或晋江人，也还有“什么私都敢走”或“什么假都敢造”，厦门人敢什么？好像什么也不敢。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的胆子又并不小。两岸对峙时，炮弹从屋顶飞过，厦门人照样泡茶，你说这是胆小还是胆大？不好说吧？

依我看，厦门人并不缺乏“胆量”，但缺乏“闯劲”；并不缺乏“定力”，但缺乏“激情”。甚至连厦门人自己也承认，“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不属于厦门，而是闽南其他地区如晋江人、石狮人的精神。厦门人的精神，恐怕只好说是“爱泡精神”。他们实在是大爱泡茶 “爱泡”远远超过“爱桥”，以至于厦门医院的病房里会贴出“禁止泡茶”的告示，而一位厦门作家也会激愤地说：“别的地方是‘玩物丧志’，我们厦门是‘泡茶丧志’！”小小一杯茶，当然泡不掉闯劲和激情，但如此地钟爱泡茶，岂非证明了他们多少缺乏一点闯劲和激情？

总之，厦门人的“胆小”不是“胆小”，而毋宁说是“慵散”；他们的“胆大”也不是“胆大”，而毋宁说是“无所谓”。也许，他们看惯了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斗转星移，深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道理，变得什么都无所谓 我不知道厦门人那种见惯不怪、处变不惊、满不在乎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形成的。反正，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鼓浪屿琴声依旧，厦门岛涛声依旧，厦门人也泡茶依旧。“悠悠万世，惟此为大，泡茶。”深圳飞跃就飞跃吧，浦东开发就开发吧，不起眼的温州、张家港要崛起就崛起吧，厦门人不否定别人的成绩，但也不妄自菲薄或自惭形秽，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紧迫感，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了不起，而只是平静地看他们一眼，点点头，然后低下头去喝他们的茶。

也许，这都因为岛城厦门实在是太美丽、太温馨美丽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有谁不希望自己美丽一些 但是，对自己美丽的欣赏，却很可能由自恋发展为自满，又由自满发展为自足。同样，小巧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如“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便当。大与小的优劣，从来就是辩证的。小城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但也容易造就眼界不高视野不阔心胸不开朗。温馨当然也很好。温馨如果不好，难道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或者冷若冰霜、水深火热就好么？但是，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却又告诉我们：“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于温馨，会使人心酥腿软，

豁不出去，当然也就难得大有作为。其实，在许多方面，成都与厦门不乏相似之处。成都号称“天府之国”，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上，清泉流翠，黄花灼眼，金橘灿灿，绿竹漪漪。远离战火的地带，四季如春的气候，丰裕繁多的物产，富足安逸的生活，再加上千百年文化的熏陶，使成都出落得风流儒雅。但是，成都人却并不满足于安逸和温馨。在走不出去的情况下，他们就用麻辣来刺激自己，以防在温馨安逸中混灭了生命活力。所以成都人（广义一点，四川人）一旦走出三峡，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便会像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湖南人、山东人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厦门人，能行么？

厦门人常常会自豪地宣称：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我愿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证明此言不诬。可不是么？北京太大，上海太挤，广州大闹，沈阳太脏，南京太热，天津大冷，成都太阴，三亚太晒，贵阳太闭塞，深圳太紧张，而别的地方又太穷，只有厦门最好。我来厦门后，不少亲朋故旧来看我，都无不感叹地说：你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养老的好地方。

的确，厦门确实是养老的好地方，却很难说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不少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到厦门后，终于憋不住，又跑到深圳或别的什么地方去 平心而论，厦门人的事业心的确并不很强。他们眼界小，野心小，胆子小，气魄也小。心灵的半径，超不过厦门60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考大学，厦大就行；找工作，白领就行；过日子，小康就行；做生意，有赚就行。厦门籍的大中专毕业生，最大的理想也就是回到厦门，找一份安定、体面、收入不太少的工作，很少有到世界或全国各地去独闯天下，成就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甚至当年在填报志愿时，他们的父母首先考虑的也是能否留在或回到厦门，而不是事业上能否大有作为。总之，他们更多追求的是舒适感而不是成就感，更多眷恋的是小家庭而不是大事业，更为看重的是过日子而不是闯天下。

因此，当厦门人自豪地宣布：“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时，他无疑说出了一个事实，同时也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试想，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最好”了，他还会有发展，还能有进取么？

实际上，厦门不如外地的地方多得很。

比如说，厦门就没有北京大气和帅气。北京雄视天下，纵览古今，融会中外文化，吞吐世界风云，那气魄、那气派、那气度、那气象，不但厦门永远都望尘莫及，而且生活在这美丽温馨小岛上的厦门人，即便到了北京，面对燕山山脉、华北平原，也未必能真正深刻地体验到这些。他们多半只会挑剔些诸如北京的风沙太大、出门太难、“火烧”（一种饼）太硬、“豆汁”太难喝、到八达岭玩一回太累之类的“毛病”，然后嘟囔一句“还是厦门好”便回家。认为什么地方都没有厦门好，这正是厦门人的不是。

厦门没有北京大气帅气，也没有广州生猛鲜活。广州好像是一个精力过剩的城市，永远都不在乎喧嚣和热闹，永远都没有睡眠的时候。一进广州，一股热潮就会扑面而来。当然，广州的拥挤和嘈杂也让人受不 但广州的活力却令人向往。更何况，广州人拿得起放得下。要革命便北伐，北伐失败了便回来赏花饮茶。厦门人放倒是放得下，可惜不大拿得起。要他们北伐一回，准不干。所以广州（也包括广东）可以一次次走在前面，厦门却一回回落在后面。难怪鲁迅先生当年在厦大没呆多久，便去广州了，其中不是没有原因和道理的。

厦门不如上海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尽管上海人被讥为“大城市、小市民”，也尽管厦门人出手比上海人大方，待客比上海人热情，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市民”。厦门人在上海人面前多少会显得“土气”，露出“小地方人”的马脚（比方说那一口闽南牌的普通话就带有“地瓜味”），就像菲律宾、新加坡见了大英帝国一样。小平同志南巡时曾感叹于当年未把上海选作特区，但不是特区的上海却并不比早是特区的厦门差，而近几年来浦东开发的速度又让厦门望尘莫及。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应从两地的文化和两地人的素质去找原因。总之，不管上海的市民是如何地“小市民”，再大度的厦门人，却也无法使厦门变成“大厦门”。

其实，厦门和厦门人不如外地和外地人的地方还多得很。比方说，厦门不如西安古老，不如深圳新潮，不如武汉通达，不如成都深沉，不如天津开阔，不如杭州精细。又比如，厦门人不如东北人剽悍，不如山东人豪爽，不如河北人开朗，不如湖南人厚重，不如陕西人质朴，不如江浙人精明，不如四川人洒脱，不如贵州人耿直。即便美丽温馨，也不是厦门的专利：珠海、大连、苏州，美丽温馨的小城多着呐！甚至如福建的长汀、湖南的凤凰，虽不过蕞尔小邑，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其独特的风情和韵味，也不让于厦门。

如此这般说来，厦门人，你还能那么怡然自得、满不在乎、自我感觉良好么？

事实上，有可能会阻碍厦门发展的，便正是厦门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岛原本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岛所面对的大海，既可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又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屏障。只要想想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和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的区别，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厦门岛上人当然不是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但也不是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总体上说他们是既开放又封闭。其封闭之表现，就是抱残守缺于一隅，自我陶醉于小岛。厦门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只承认岛内是厦门，不承认岛外辖地（如集美、杏林）是厦门。最奇怪的，是对岛内的厦门大学，也不承认是厦门。厦大的人进城，要说“到厦门去”，则所谓“厦门”，便只不过岛内西南一小角 至于鼓浪屿上人，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厦门人”，而坚持说自己是“鼓浪屿人”。看来。越是“岛”，而且越“小”，就越好。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小岛意识”。这样狭窄’的眼界，这样狭小的胸襟，是很难能有大气派、大动作、大手笔的。

显然，要想把厦门建设得更好，要想创建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走出厦门看厦门。

四　走出厦门看厦门

走出厦门看厦门，就是要跳出小岛，放开眼界，以比较超脱的态度和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厦门的成就、问题和前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促于一角，局限于一地，岂能有高屋建领的认识？《厦门日报》曾以“跳出厦门看厦门”为题展开讨论，想来用意也在于此。但我之所以说“走出”而不说“跳出”，则是因为只有“走”，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走，才能真有感受，真有体验。

然而，厦门人最大的问题，恰恰又在于他们总是走不出去。

在全国各城市的居民中，的确很少见到像厦门市民这样不愿出门的人 中国人安士重迁，好静不好动，终身不离故土的人不在少数。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就当代有文化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倒更多地是“出不去”，而不是“不想出去”，或者自身的条件限制了他们不敢去想，“想不到”要出去。像厦门这样，公路铁路、海运空运齐全，手头又比较宽裕，却仍然拒绝出门的，倒真是少数。不少厦门人终身不离岛，许多厦门人不知火车为何物。厦门的旅行社都有这样一个体会：组团出厦门要比组团进厦门难得多。不要说自己掏钱去旅游，便是有出差的机会，厦门人也不会多么高兴。如果去的地方差一些，还会视为“苦差”而予以推托。这显然完全是错误观念在作祟。一是认为天下（至少中国）没有比厦门更好的地方，到哪里去都是吃苦；二是认为外地怎么样，与我没有关系，看不看无所谓，看了也白看。所以，厦门人即便到了外地，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除了“还是厦门好”以外，他们再也得不出别的结论。

到外地出差、旅游尚且如此之难，要他们到外地工作、上学，就更难 每年高考，厦门成绩好一点的考生，往往会一窝蜂地报考厦门大学，连清华北大都不愿去，更不用说别的学校 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西安交大这样的学校是非常好的，但他们就是不想去，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厦门。如果厦门没有好学校倒也罢 既然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为什么还要到外地去？他们想不通。一位家长曾瞪着眼睛问我：“到外地上学又怎么 毕业后还不是要回厦门工作！”我不懂她所说的“还不是”有什么根据。谁规定厦门的孩子毕业后就该在或只能在厦门工作，就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工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天涯何处无芳草”，谁说只能在厦门工作来着？看来还是自己“划地为牢”。

其实，世界大得很，世界上的好地方也多得很，并非只有厦门。厦门再好，也不能把世界之好都集中起来吧？不但世界上、全中国还有比厦门更好的地方，即便总体上不如厦门的地方，也会有它独特的好处。我们实在应该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各方面比一比，才会开阔我们的眼界，也才会开阔我们的胸襟。自得其乐地死守一个地方，无疑于“安乐死”。安乐则安乐矣，生命的活力却会磨损消沉。更何况，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因此即便是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倘若把它看作一种体验，也就不会自去。人生百味，苦也是其中一种。在厦门这个美丽温馨大花园里长大的孩子，更该去吃点苦头，否则他的人生体验就太单调了，他的心灵也就难得丰富起来。

的确，人有时是需要“生活在别处”，过一过“别样的生活”的。见多才能识广，少见必然多怪。厦门人既然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园，就更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就像到别人家去串串门，以便把自己家建设得更好一样。当然，我们无意要求厦门也变成北京、上海，或者变成广州、深圳。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坦率地说，城市太大，其实不好。厦门的城市规模现在正合适。而且，厦门现在也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其他大城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水资源恐慌等等，厦门都没有。但小城也有小城的麻烦和问题。小城之大忌，是小家子气和小心眼。

补救的办法，就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厦门人走出厦门，甚至应该规定厦门的大中专生必须到外地学习或工作若干年后，才准其回厦门工作。我们当然也应该有选择地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改变厦门的市民结构。苟能如此，则厦门这道“门”，就不会变成闭关自守划地为牢的小门，而能够确保成为兼容各种文化、吐纳世界风云的大门。

（完）

看到有人转载了一部分，整理了一个完整的。作为一个外地人，易中天观察得很仔细，

写得很中肯。也许厦门就像西欧北欧的小国家吧，懒散又安逸。

//以下为转载

厦门是岛。

厦门岛很美很美。

厦门岛的美丽举世闻名。

中国以岛为市的城市并不太多，最有名的也就是香港和厦门。香港的有名是因为它

的繁华，厦门的有名则是因为它的美丽。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如大连、青岛、烟台、

珠海，厦门则似乎可以看作它们的一个代表。凡是初到厦门的人，几乎无不惊叹她的美

丽。这里阳光灿烂，海浪迷人，好花常开，好景常在。128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到处飞

红流翠、燕舞莺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人整个地就是生活在一个大花园和大公园

里，至少鼓浪屿必须整岛地看作一个花园或一个公园，而厦门的那些学校，从厦门大学

到双十中学，也都是大小不等的公园和花园。即便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里

，全身披挂的厦门也仍不失其少女的妩媚。诗人郭小川就曾这样描述他对厦门的感受：

“真像海底一般的奥秘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

境一般的明静”；“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榕树好似长寿的

老翁，木瓜有如多子的门庭”；“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五

老峰有大海的回响，日光岩有如鼓的浪声”。诗人甚至称颂厦门是“满树繁花、一街灯

火、四海长风”，有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厦门风姿》）。可以说

，从那时起，厦门岛的美丽，便闻名遐迩。

郭小川说这些话，是在37年前。他赞美的厦门，是作为“海防前线”的厦门，而不

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将近40年过去了，厦门的变化，已非诗人当年所能想象。

但不管怎么变，厦门岛美丽如故，温馨如故，妩媚如故，灵秀如故。岂止是“如故”，

而且“更上一层楼”。今日之厦门，不仅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特区，是外向型经

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国

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级环保城市”。走在厦门岛上，你会惊异其洁净；深入厦门生

活，你又会惊异其文明。的确，厦门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

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

，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秋冬之际来到厦门，几天住下

来，竟发现衬衫的领子依然干干净净，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许多外地人感到高兴

的是，厦门的窗口行业大多有着温和的态度和良好的服务。你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弄不好

就被损挨训，不必像在上海和广州那样担心自己是外地人，也不用像在武汉那样随时准

备吵架，因为根本就无架可吵。

所有这些，无疑都源自厦门人民的爱美之心。厦门人民是爱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

一个“海上花园”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灵自然会变得美丽起来。因此，当

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风景港口城市”的奋斗目标时

，便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可以说，“厦门必须建设得更美丽”，已成为全体厦门

人民的共识。

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城市去走走，当然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要说清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就不那么容易

一　解读厦门

解读厦门，的确比较困难。

厦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美丽。但美丽似乎不好算作是一个城市

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前已说过，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美丽是这些城市的共性，而

不是其中某一座城市的个性。况且，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也并不同于大连、青

岛、烟台、珠海这些海滨城市。看来，美丽并非解读厦门之门。

厦门也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它远不如它的两个近邻泉州和漳州。泉

州和漳州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厦门却不是。在历史上，厦门原本是下属于

泉州府同安县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厦门才异军突起，后来

居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厦门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一起，成为对外

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949年后，打开了一百年的大门重新关闭。通商口岸变成了

海防前线，连天炮火取代了过往帆墙。又过了30年，于戈化玉帛，刀剑铸犁锄，海防前

线又变成了经济特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使厦门声誉鹊起，也给厦门蒙上了神秘的面

纱。

解读厦门不易，解读厦门人也难。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相比，厦门人的文化

性格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很不明显。一个上海人到了外地，往往会显得十分“扎眼”；

而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到了外地，也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同样，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

、上海和广州，也会有一种“异样感”。如果是到了上海，还会被上海人一眼就认出是

“外地人”。然而，一个外地人进了厦门，除标志鲜明的“观光客”外，大都很难被厦

门人认出。我自己多次遇到厦门人试图用闽南话与我交谈的事，就是证明。同样的，一

个厦门人到了外地，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醒目”，甚至还可能会根据他不那么标准的

普通话，而视之为“广东人”。当然，厦门人没有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或广东人那

么多，那么有名，那么被人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

不那么明显，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

一个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中国历来就有不少描述各个地方人文化性格

和文化特征的顺口溜，比如“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无绍（绍兴）不成衙，无宁（宁波）不成市，无微（

徽州）不成镇”；“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等等，描述

厦门人的却似乎没有。也许，我们只能从下面这句顺口溜里品出一点点滋味：“广东人

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不过，这里说的是福建人，而不是厦

门人。尽管厦门是福建的一部分，但此说至多说出了福建人的共性，却未能说出厦门人

的个性。事实上，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怕连厦门人自己也说不

大清。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厦门人，保证连他自己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周吴郑王来。

其实，就连“厦门人”这个说法都成问题。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而称之为

“闽南人”。外地人这么说，厦门人自己也这么说。这固然是习惯所使然（厦门人原本

是闽南人之一分子），但同时也说明厦门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还不那么鲜明，厦门人

还不像上海人那样明显地不同于江浙人，当然也就不大说得清

说不清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只是有些含糊而已。何况厦门的历史再短，也短不过深

圳；而厦门人与泉州人、漳州人的区别，也还是看得出的。事实上，一百多年的风云变

幻，已使厦门明显地不同于闽南的其他城市，也使厦门人与其他闽南人多有不同之处，

只是少有人认真进行一番剖析研究罢

总之，解读厦门是多少有些麻烦的。所以，为了说清厦门的城市人格和厦门人的文

化特征，我们就只好拿北京、上海和广州来做一个比较。

厦门多少有点像上海。

厦门与上海相似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古都、古城、古郡、古邑，

而是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新型城市；它们都远离中央政权，偏于东南一隅；它们都面对

大海，被海风吹拂，海浪冲击；它们也都在国内较早地接收西方文化，较早地成为洋行

职员和海外华侨的培养基地等等。上海和厦门，都是没有多少传统文化而更多现代文化

，没有多少本土文化而更多外来文化，没有多少政治文化而更多经济文化（或消费文化

）的地方。

因此，厦门人和上海人，至少有一点是相近的，即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比较平

衡，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正常。比如说，在上海和厦门，就很少发生围观、尾随外

国人的现象。他们不会对外国人点头哈腰，也不会吐唾沫扔石头，既不称他们为“蕃鬼

”，也不称他们为“老外”。又比如说，在上海音乐厅或鼓浪屿音乐厅演奏西洋音乐，

观众一般都会遵守演出时不出入、演奏中不鼓掌之类的规矩，很少会发生让音乐家们感

到听众“太没教养”的事。再比如说，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西装穿在身上，一般都

会感到得体、自然，“像那么回事”，不像某些地方人，西装穿在身上，别人看着“不

对头”，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当然，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穿西装的次数也会比

内地人多得多，而他们吃西餐也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自然。他们好像生来就适应西餐的

口味，从小就懂得西餐的礼仪，一般不会出洋相。所以这两市的西餐店，总是生意兴隆

，而不会像成都那样门可罗雀（成都人对川菜和火锅的酷爱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近年来

成都的儿童已开始对麦当劳和肯德基发生兴趣）。甚至在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重视英

语教育和钢琴、小提琴的教育方面，厦门人与上海人也不乏共同之处。这恰恰都是两地

较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

厦门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密切。厦门人喜欢到上海购物（如果他们要到外地购物的话

），上海人也喜欢到厦门旅游（厦门的外地游客以上海人居多）。厦门的孩子如果一定

要到外地上学（多半不会），那么，上海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城市。凡此种种，除厦门上

海两地交通较为便利外，文化上的接近，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公然提出“厦门人像上海人”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厦门人的断然否定

：“决不相同”，“根本两码事”，厦门人会如是说。随便举个例：你到厦门人家去做

客，主人会热情接待你，泡茶、递烟、留饭，把自己的床让给你睡，自己去睡地板。到

上海人家里做客，情况恐怕就会两样 主人的态度多半会是“客气而不热情”，而客人的

感觉则多半会是“拘谨而又别扭”。余秋雨在讲到“上海朋友交不得”时，便特别指出

这一点：“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杨东平则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

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城市季风》）仅此一条，

你还敢说厦门人像上海人么？

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种说法无疑带有外地人的文化偏见。不错，上海人待人的确不像

外地人要求的那样“热情”。因为上海人讲究“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同时，便难免

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此外，上海人的不轻易留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小气”，多半还

有怕传染疾病（上海人特别讲究卫生）的原因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上海人就不会款待

朋友（我以为上海人的态度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更不等于上海人

待人不热情。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总之，厦门人和上海人，并不一样，不好相提并论的。

厦门也有点像广州。

厦门像广州的地方不少。比方说，两地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广

州又更早），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关系密切，都有许多华侨在海外大展宏图并回国回乡

捐资投资等等。甚至两地的建筑也不乏相同之处，比如厦门中山路、思明路一带就和广

州一样，也是“骑楼”式的建筑。

在生活习惯方面，两地相似之处也不少（比如两地菜肴在口味上相对比较接近而大

不同于内地，唯广州菜更为精致讲究），至少是都爱泡茶。所不同的，大约仅在于广州

人更爱出去喝茶（吃早茶或吃晚茶），而厦门人更爱在家里泡茶（厦门街面上似少见茶

馆，近两年才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兴起了茶艺馆、红茶坊）。茶是中国人的爱物，中国

人少有不爱喝茶的，但把喝茶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大约只有广州（或广东）、厦门、成

都几个地方。广州人虽非每天，但至少隔三差五就要去喝早茶的，成都则满街都是茶馆

（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公共厕所也比厦门多得多）。成都人爱泡茶馆，原因之一，诚如余

秋雨所言，是成都文化积累丰富，话题甚多，无妨将历史与种种小吃一并咀嚼，细细品

尝，然后用一杯又一杯的花茶冲下肚去。厦门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话题，

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茶馆。真不知厦门人在泡茶时，都说些什么。喝茶的方式，成都

厦门两地当然也迥异。成都人用带盖的碗，谓之“盖碗茶”。茶博士手提长嘴大铜壶，

穿梭于茶客之间，不断地添加滚水。茶客们则把这些滚烫的茶水连同各种街谈巷议一齐

吞下去，时光也就这样流水般地打发。厦门人则和广州人一样，茶杯比酒杯还小，倒茶

的时间比喝茶的时间还多。他们实际上是把茶当作酒来品味，或者说，是把茶当作生活

来品味的。厦门人和广州人一样，似乎更看重人情味极浓的世俗生活。所以他们宁愿用

小小的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而不愿端起茶缸“牛饮”。见下图

的确，厦门和广州，这两个远离京都的南国花城，其花香与茶香要远比政治空气来得

浓烈。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很难听到北京街头处处可闻的那么多的小道消息。政治笑

话和政治民谣。甚至哪怕军事演习就发生在家门口，厦门人也很少会去议论它。日子照

过，茶照泡，依然一派鸟语花香。不过，广州人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喜欢谈钱；厦门

人不谈政治，却似乎也并不谈钱。他们喜欢谈什么 这一点我还没搞清楚。厦门人，似乎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谈的事情。

更何况，广州人虽然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但广州毕竟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关

系密切瓜葛甚多。从戊戍变法到北伐战争，广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

轻重。厦门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甚至即便是花与茶，厦门与广州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广州年年都有规模盛大的花

市，厦门有么？广州处处都有人满为患的茶楼，厦门有么？一个花市，一座茶楼，就把

同样爱花爱茶的广州人和厦门人区别开 再说，厦门也没有广州那么多的让外地人读不出

音也不解其意的古怪汉字，没有那么多一半英语一半粤语的“中外合资”的名词。在这

方面，与广州相比，厦门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内地城市。一个外地人来到厦门，不大会

有到了广州的那种怪异感。

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厦门没有广州的那种活力。如果说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

”，那么，厦门的风格便是“不紧不慢”。不要说带动全省、影响全国，便是在闽南三

角洲当“老大”，前些年泉州漳州还不怎么服气。厦门的商场、市场更不能和广州相比

：品种少，规模小，缺少名牌。厦门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据说只有一个“鼎炉牌六味地黄

丸”，可以拿出去送人的则只有一个“鱼皮花生豆”，再加“鼓浪屿馅饼”，真是说来

让人惭愧。比起广州市场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周到，厦门市场确实

相形见细，比如买菜就远不如广州方便。厦门的菜市场，无论净菜、半成品，还是代客

加工，都不如广州。广州毕竟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这方面，不是特区的广州，反

倒比厦门更像特区。

厦门和北京的差异，也许更大。

厦门和北京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京是元明清的帝都和新中国的首都，厦门则

不过是远在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岛城。无论地盘、人口，抑或历史、地位，厦门都无法

望北京之项背。两地的文化性格、风土民情，当然也相去甚远。北京大气磅礴，威武雄

壮；厦门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门的街道、建筑、城市风貌，总体上说是幽雅秀丽，

温馨可人，没有北京的惊人气派、也没有北京的逼人气势。如果说，走进北京会有“朝

圣”的感觉，那么，来到厦门就会像是“回家” 至少，在厦门购物，要比在北京愉快得

多。即便买了东西要退货，也能受到和气礼貌的接待，并欢迎你下次再来。即便到小餐

馆就餐，服务也很不错。一口气把你要的几瓶啤酒啪啪啪统统打开一走了之的事情，是

不会有的（这在北京、上海至今仍很“正常”）。同样，走半天找不到一只电话，等半

天等不来一辆公交车的事，也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北京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

厦门则是“平易近人，诸多方便”。

厦门不同于北京，厦门人也不同于北京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一样，也是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的一群。你在北

京人身上，或者可以嗅到老舍、邓友梅、汪曾棋笔下的“京味”，或者不难体味到王朔

式的“痞劲”。北京人，是“雅”也雅得出品位，“痞”也痞得出名堂，这可是厦门人

“望尘莫及”的。

两地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比方说，厦门人就不像北京人那么爱说话，爱高谈阔论

，也没有北京人那么“贫”。厦门人总体上说不善言词。与厦门人聚餐聚会，常会有“

席间无话”之感，和在北京有听不完的“段子”迥异。当某些人（一般是外地人）口若

悬河时，他们多半会友善温和、面带微笑地予以倾听（认不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但主

动“发表演说”的不多。也许，这与语言习惯有关。和广州是“白话世界”相反，厦门

基本上是“国语天下”。除个别从闽南乡下迁入厦门的老年妇女外，厦门市民大多会说

普通话，但也多半说不标准（某作家讥为“地瓜普通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无疑会

造成一定困难。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厦门人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们更喜欢实实

在在做些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反正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说那么多话就是。

然而，厦门人与北京人，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厦门人是比较豪爽、大度

的。他们对于钱财不很在意，并无通常认为南方人都有的那种“小气”。在厦门，出门

“打的”是很平常的事。到菜市场买菜，小贩也不会为几个小钱和你过不去。如果缺个

一毛两毛，或钱找不开，他们多半会说“庆蔡（随便）啦！”不会一定要你掏出那一两

毛钱来，或者把买好的菜减去一点。年轻人结伴出去玩，总会有人主动买单（但一般不

会让女孩子买）。节假日，厦门的青年学生会成群结队到海边烧烤，每个人都会从家里

带来好吃的东西，举行杨东平所说的那种北京人最喜欢的“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式的野

餐”。

又比方说，他们对待新鲜事物，也有北京人那样一种见惯不怪，满不在乎的派头。

老外来了不围观，歌星来了不追逐；随便什么事在厦门都形成不了热潮，球迷们包一架

飞机跟着球队到处看球赛的事在厦门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北京人的这种派头是可以理解

的。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剧都要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北京

人可真是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上过？但即便是北京，也可能有这样那

样的“热”，厦门却没有。尽管厦门并没有多大的天地，厦门人也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当一个外地人向厦门人讲述“外面的世界”

时，厦门人会宽容而耐心地予以倾听，然后再总结性地说这不过是什么什么罢 当老师在

课堂上讲雪花的六角形美丽形状时，厦门的孩子们会大度地付之一笑，以为那不过是在

讲童话故事。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它常常会使我们这些外地人觉得厦门人

简直就是一个谜。奇怪，他们的这种心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来看看厦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06年郎咸平来学校讲座的记录，最近又仔细读过一遍后发现许多观点实在很有见地，转过来保存。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听着外面叮叮咚咚的响，挪到窗户边一看，楼下的地到处都在反光，湿的。下雨了？

这才想起来都有半年多没看见像样的雨了，北京那超级脱水机，雨雪下到地上转眼就剩沙土。

昨天上午到第一医院挨了一刀，把脚上的那个囊肿给干掉了。由于麻药的作用一直感觉良好，昨天晚上才开始针扎的疼，醒了两三次，早晨清醒过来更是厉害了，再也不敢乱动，乖乖靠在沙发上装雕像。还是家里好，有大家照顾着，各种各样的问长问短虽然有点唠叨但是很温暖。